1、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来说。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2、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居住着称为"邛都"、"昆明"、"劳浸""靡莫"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后来才南下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

3、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彝族的先民已经从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两岸、云南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由于彝族先民定居西南后，曾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如古代南方的濮人后裔就有许多成为了今天的彝族。贵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就有许多关于"濮变彝"的记载。同时，古代彝族居住的地区，又分布着彝语支的其他许多部落。因此，彝族在历史上的名称十分复杂。

4、大约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5、大约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居住在云南滇池周围的彝族先民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汉初，在滇池地区(原"滇国"领域)设益州郡，彝族先民为"滇王"所统治。公元8世纪，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地方政权，史称"六诏"(六王)。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

6、公元937年，封建制的"大理政权"取代了由于奴隶和农民起义而崩溃的"南诏"，从此，云南彝区开始走向封建制。13世纪后，"大理"、"罗甸"相继被元朝征服，并在这些地区设置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元末，云南许多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明代，在彝族地区兼设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种官职，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彝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从而使大多数彝族地区的领主经济解体，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

7、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大的彝族人民也深受苦难，鸦片在彝区大肆泛滥。凉山彝族奴隶主利用鸦片换得大批枪支、白银，有了枪支，他们又进一步向四周扩展势力，掳掠各族人民为奴隶。由于有了枪支，彝族内部的冤家械斗日益频繁，使广大彝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彝族被迫背井离乡，向安宁河以西至丽江地区迁移。

8、为反抗剥削压迫，彝族人民在历史上进行过多次英勇抗争。特别是近代，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汇入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清咸丰年间哀牢山彝族李文学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坚持斗争达23年之久(1853--1876年)。19世纪末，金平、元阳等地彝族、哈尼族人民曾多次联合反抗入侵中国边疆地区的法国侵略者。滇南的彝、汉各族人民，曾多次反对法国侵略者修筑滇越铁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蒙自爆发了彝民杨自元带头火烧法国"海关"的事件。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许多彝族志士参加了推翻帝制的斗争。1913年至1916年间，在凉山州的冕宁、越雟一带爆发了彝族人民反抗奴隶制度的大起义。由于起义的高潮在1914年，这一年为彝历的虎年(彝语称虎为拉，称年为库)，故史称"拉库起义"。

9、1927年，蒙自县五六百汉、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在山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5年至1936年，红军一、二方面军两次经过彝区，在滇东北、滇北和凉山彝区宣传民族政策，受到广大彝族人民的拥护，许多彝族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在冕宁，红军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坐质换班"的彝民。冕宁拖乌彝族果基家头人小叶丹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族的传统习俗在冕宁彝海结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取得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刘伯承还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即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约丹，鼓励他们组织游击队反抗国民党统治。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彝区广泛传播，人们怀着对红军的敬意和思念，珍藏着红军留下的红旗、用过的物品，许多彝族还将这一年出生的儿女用红军来命名，如"红军惹"、"红军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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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某些古代民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彝族的分布状况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确定下来的。

彝族来源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远古氏族、部落。既可找出向当代彝族转化的直接族源，也可追溯出最早的远祖先世在炎、黄时代就存在了。彝族先民与分布于中国四川旄牛徼外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早期蜀人、以古东夷颛顼族为祖先的昆夷、以及与炎帝为始祖的楚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时彝族的一支先民就以“昆明”为名。东汉时的“叟”和南北朝时的“爨”（黑爨）也都是对当时彝族先民的称呼。唐宋时期的“乌蛮”（元以后被称为“罗罗”）是彝族的直接前身。

作为彝族起源的远古氏族、部落，与当代彝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很复杂。西南地区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哈尼、白、纳西、拉祜等民族同属古代的蜀山氏和昆夷系统。

彝族在形成为民族初期，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先是彝族先民希慕遮部约在商末周初时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即成都平原达３１代之久，与当地土著濮人融合，并与自西北迁来的昆夷发生通婚等联系。

这样，通过民族活动范围确定在“邛之卤”，融化、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员，使民族共同体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发展。彝族先民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方式和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是由武洛撮（疑即蚕丛）建立独立的古蜀国地方政权来实现的，并在产生国家的基础上，逐步使蜀山氏后裔、濮人、昆夷之间在居住地域、经济活动、生活习俗、语言与意识等方面趋向一致，从而完成转化为称呼“昆明”的民族。

在彝族形成为民族以后的发展中，并非自起源、形成到现在都始终保持当初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是相反，又不断渗入、吸收、同化、融合了濮人、楚人、汉人等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而彝族也在先后的分支中又与其他民族融合后形成了另一些新的民族，如哈尼、白族等。

由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彝族起源和形成为民族初期确定下来的共同地域，随着彝族的兴衰和发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彝族的分布地域与原起源地的蜀山和古三危、形成民族的发祥地“邛之卤”，都已毫无地域联系。春秋中期，彝族先祖笃慕（疑即杜宇）因失国而“隐”于“西山”（疑即今云南洛尼山），从此彝族先民永远离开了他们的活动中心“邛之

笃慕六子即“彝族六祖”分支后，彝族先民便逐渐向滇、川、黔、桂迁徙和发展。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的建立，使彝族分布范围扩大到国家势力所及地区。到元代，中央政权在云南彝族聚居区设置了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在贵州水西地区（今大方、黔西县一带）设置了宣慰司，在四川的雷波、屏山、金沙江两岸等地设置马湖路，在今西昌市和冕宁、普格等县一带设置建昌路，在大、小凉山设置罗罗斯宣慰司，这些行政区划的确立，使彝族的地域分布大体上稳定了下来。

在彝族的地理分布中，还有跨国的现象。据1９８２年前的统计，国外彝族人口有1３７０００人，分布在中国境外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主要是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其中：缅甸有彝族１０余万人，分布在掸邦东部地区；老挝有彝族１万多人，住在乌涅亚和孟格涅边界地区；越南有彝族４０００多人，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国的孟康、保乐等边沿县；泰国有彝族近万人，居住在龙谷河和莫河之间地带。据彝文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们都是在中国唐朝中叶以后陆续迁徙到外国去的。这也是在彝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历代各族统治阶级实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加上“民族”定义不明确，造成民族成分不明，称谓不统一，对彝族人口发展状况很少调查，更缺乏研究。因而长期以来，彝族的民族构成面貌不清。据不完全的统计，直到１９４９年以前，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彝族就有３０来种不同的自称或他称。

彝族自称和他称中，以“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作为自称的彝族，即占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彝族总人口的５０％以上。大体说来，四川全部、贵州大部以及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市、玉溪地区、思茅地区、丽江地区、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及宁蒗县小凉山等大部分或部分彝族，都采用“诺苏泼”或“诺苏”这个自称。至于“纳苏泼”和“聂苏泼”，亦即“诺苏泼”，只因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罢了。“诺苏泼”，在彝语中有特定的含义。“诺”之意为“主体”，亦意为“黑”。“苏”之意为“族”。“泼”之意为“男人”。与“泼”对称的“摩”，其意为“女人”。知“诺苏泼”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废除不合理的侮辱性的他称，彝族人民已逐渐少用或不用地区性支系的称谓而自愿统称为彝族。

１９４９年以前，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彝族人口数量是缺乏精确统计的。据现有资料，我们没有发现历史上彝族曾经历过人口大起大落的发展变化过程。但１９４９年以前，彝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生产、生活水平低下，人口再生产主要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类型。如以凉山彝族聚居区为例，在１９５６年民主改革前，今凉山州的昭觉、美姑、布拖、喜德、普格、甘洛、金阳、越西、雷波９县，以及乐山市属的马边、峨边两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习惯上被称为四川大、小凉山的腹心地区，面积约３５０００多平方公里，这些地区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形态。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置越嶲郡，今凉山州基本上属越嶲郡管辖。其时：今峨边县和金口河区在大渡河以北的地区属犍为郡南安县（今乐山市），大渡河以南地区属越嶲郡灵关道（今甘洛县一带）；今马边县西部地区属越嶲郡，马边县中部属南安县，而属金沙江水系的马边东部地方和雷波县则属犍为郡的僰道管辖。

现存凉山彝族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数字，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上》：“越巂郡，户

６１２０８，口４０８４０５，县１５。”考虑到汉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唐蒙奉命开发“西南夷”设犍为郡时，汉族已开始进入凉山，现今马边县城驻地民建镇北部的劳动乡金家山石牌子处还有汉墓存在，以及近年来在四川凉山发现大量汉代砖石墓和汉代居住遗

址，足证。因之上述户口当非尽为彝族先民“西南夷”。

从这时起，到（清）嘉庆２０年（公元１８１５年）四川总督常明清查凉山彝区人口为２８００００人止，尽管上述人口统计不可能精确，但大体说来，纵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口发展的全过程，从公元前１１１年到公元１８１５年共１９２６年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人口约在３０～４０万左右，人口变化平稳。说明凉山彝族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增长十分缓慢的，也说明在公元１８４０年以前凉山彝族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适应的最大限度。

但到了近代，凉山彝区“生齿日溢”，人口再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逐渐遭到破坏，人多地少，形成“夷地多歉”，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于是人口相对过剩，迫使人口大规模地向凉山外部迁徙。据调查，原四川西昌地区约有２０万彝族，云南丽江地区约有７万彝族，都是由凉山迁来的。他们迁到新住地的年代大都在１０代以内，以五六代为多。也有一两代的。他们由凉山迁出的原因，除了为打冤家以及反动政府的围剿逼迫不得已相率逃出这一政治原因以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人口数量增长的趋势愈近增长愈多，致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也是原因之一。

凉山从１８１５年的大约２８万人增到１９５６年的大约７１万人，１４１年间净增了大约４３万人，平均每年递增０．６０９６。应当说，这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缓慢的。即使如此，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逐渐超过适应的最大限度，土地缺少，粮食不足。从（清）嘉庆２０年人均耕地１０亩，降至民主改革的１９５６年人均耕地只有４亩。

人口短时期内的大幅度增长，已成为延滞社会发展的因素。在人口增殖超过土地限度的时候，奴隶主阶级便通过频繁的冤家械斗等强制调节的方法，不断地调整着人口和自然环境

关系的平衡。凉山的冤家械斗，在民主改革前的近半世纪以来，范围日益扩大，频率不断增高。

例如：苏呷家、井曲家、阿侯家、吴奇家之间的冤家械斗，历经３０年；井曲家与布兹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２４年，近5０次之多；井曲家与吴奇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９年，近３０次；布兹家与吴奇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３年，大小战斗达１００次；沙马土司家和阿都土司家的冤家械斗，历经１４年（１９３４～１９４８年），双方共死４００多人。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凉山州人民政府在自治州范围内，就调解了新旧大小冤家达１２０００余件；仅布拖一县从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底，共调解２０００余件。

冤家械斗尽管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主要是为了争夺奴隶、土地等物质财富。如据凉山州政协座谈会的估计，由于争夺奴隶、土地和婚姻纠纷等三项原因而引起的冤家纠纷，就占全部纠纷的９０％左右。

无休止的冤家械斗，冤冤相报，越打越多，愈打愈烈，对凉山彝族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起了重大的破坏作用：人口大量死亡，生产严重凋敝，阻碍交通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物质生活水平。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凉山彝区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少数地区乱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逐渐缩小，一些水田缺水变为旱地，粮食的单产很低，社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死亡率一直很高。如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间，凉山昭觉县彝族的人口死亡率为３５％，婴儿死亡率高达３０％。

这说明必须改变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最必要的基础条件。民主改革推翻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后，凉山彝族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由原始发展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年轻发展类型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末，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显著。

凉山彝族地区人口死亡率已由１９４９年以前的４２％左右，降到５０年代末的２５％、６０年代末的２２．６９％、７０年代末的１８．７％；凉山州布拖县１９８８年更降到１１．７％，反映了凉山彝区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国内彝族共有６５７２１７３人，总人数仅仅次于汉、壮、满、回、苗、维吾尔等族而居于国内少数民族中的第六位，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在西南地区则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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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彝族家有病人时忌说死伤之类的话；忌说“杀年猪”，而要说“抓年猪”或“拿年猪”；忌对婴儿用“胖”、“漂亮”、“重”之类的赞词；忌夜间吹哨；忌拿灵长动物（熊、狗、猴、猫等）肉进屋，也忌食其肉；不论男女，忌跨火塘。

2、禁妇女跨越男人；忌婚丧嫁娶日宰杀山羊；忌以苦蒿杆做筷子及打人；忌从客位方烧荞粑；火烧荞麦粑从炎塘里拿出时，忌马上翻动及用棍棒穿通；禁食马、骡、狗、猴、乌鸦、蛇、蛙肉；忌作客不留肉；忌将饭端给主人；忌把锄头和斧子放在一起；忌在屋内将锄或斧子找于肩上；有孕之妇忌给新娘梳头，也忌给新娘缝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