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统贯今史。达索尔·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似乎在替当代中国人说话：“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 现在是走出贝娄式的谶语的时候了。现在，是获得文化危机的整体感、告别讽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结、开始一次艰难的文化跋涉的时刻，是寻根和前卫之间的文化两难以生长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的时刻，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聆听某种意味深长的使命召唤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