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眼中的植物世界
（一）诗人眼中的中的梅兰竹菊
注：黄永武《中国诗学》读书笔记
诗人眼中的梅兰竹菊
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君子之谓在古代是知识分子的至高标准。考证君子的概念，《诗经》里，君王和贵族中有德之人常称为君子，君子不仅是一个称谓，还是古人精神追求的至高标准，还是生命价值的高度体现。西汉，儒家伦理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后，君子便成了知识分子生命价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君子，外在进入社会修身，内在进入心灵修心。中国人的生命哲学里，自古就有一个自然的概念，心不仅是承载精神变化的主体，同时还是天地自然的一面镜子。花鸟鱼虫便自然成为了映照心灵镜子的载体。
梅兰竹菊在中国文化里能有四君子的称谓，体现的便是心灵映照自然的一种尺度。
吟咏梅兰竹菊的诗词自古就自成一脉，梅兰竹菊能被称为四君子，可见中国诗人对这四种植物的青睐。四君子的称号肇始于何人？据黄永武推测，可能是明朝的岳正，岳正在《类博诗人稿》里赞美葡萄的德全，“宜与菊兰梅竹并驰而争先”。岳正是明代正统十三年状元，卒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终年五十岁。
1. 梅
好梅者，精神意志上一定坚韧敏锐，内在定然有强烈表达的自我，在社会标签上可以美其名曰“理想主义者”（其实大多数人，少年、青年时都是怀抱理想的，成年则慢慢在妥协和惰性中变成了如泥鳅一样刁滑的现实主义者）。梅是报春讯的使者，腊月雪中见腊梅（这里澄清一个误解，腊梅虽然称为梅，其实在植物谱系里腊梅有自己独立的科属，它是腊梅科的植物，而我们常说的春梅，是蔷薇科的植物），中国人的天地观念，天然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这洁癖在精神上表现为一种孤傲，一种绚烂的独往，迎雪怒放，傲寒不屈，梅花的生命意志，守时应答，在雪花和冰晶中间打开生命春天的门扉，梅内含的生命力，激发和触动人精神意志的欢悦。梅便成了春晓时分自然启悟人心的代表。
南北朝的陆凯有《赠范蔚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诗未见梅，一枝春说的正是道不尽心事与怀想的一剪梅。
北宋爱梅如妻的林逋，作《山园小梅》，诗中写了梅魂的乱影纷飞：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千古的名句，说的不仅是梅影，更是花魂，本质还是中国人浸养精神世界的那份通透又暗藏人眼的天地。不管贩夫走卒，还是诗人权贵，谁没被水影迷过一瞬心魂，谁没在黄昏月上的时候沉醉于怀想和雀动的暗香。古人分析花香的种类，梅的暗香，清冽；兰的凝香，幽幽；菊的明香，冷艳；荷的清香，淡远……花香的奇致，对应着人心志的姿态，花魂映着心魂，才让人的生命价值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和回声。
小学时读到《拍案惊奇》里的一句诗：不是一番寒彻苦，争得梅花扑鼻香。用毛笔楷书抄录了，贴在房间的墙壁上，夜晚读书时，抬头看一眼隐约会动的词条，常会心动，学习的精神头重又从懈怠中活跃起来。梅能解语，梅能醒神，梅自然也应该是一种能够凝固在心头的精神轮廓。
南宋陆游的《梅花》绝句，梅即我，我即梅，后人便能看到一个如此自爱，又如此爱着山河的放翁：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明代诗人高启作《梅花》诗，到让人看到继承自魏晋的清雅和风情：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很显然，一枝梅，既是隐于林间的君子，又是闭门独赏的俏佳人。男子之高雅，女子之绝颜，梅都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一朵盛放的梅花里，不仅藏有自我的完美，也藏有男女忠贞的爱情。任何一丝缺憾，都会在梅的面前自惭形秽。诗人越是身处逆境，咏梅的诗作的越多。梅之所以令人钦佩，正在于它临寒愤雪，在地气归藏的冬天，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勃发的超然个性，生命不死，心志不灭，冰霜做了梅的证人。
唐代的郑叙诚世界作《华林园早梅第六》：
独凌寒气发十期，不逐众花开，闲谈第六十期：中国诗人眼中的植物世界。
梅不是世界孤芳自赏，梅不随波逐流，天地众寂，唯我独开。这是一份超然的勇气，是人生天地间的那份孤独。
唐代陆希声作《梅花坞》：
知君有意凌寒来，羞共千花一样春闲谈。
诗中可见出一个梅友，与诗人共坐，那种心上孤独的欣悦从诗中满溢出来，到为梅的寒意添了一份暖色。
追寻梅花的轨迹，对诗人几乎就像一种宿命。
我曾想过几次，想要写成一个《追梅人》的短篇，却总是写而不成，终还是自己对梅的理解太过肤浅了。
2. 兰
首先要分清兰草和兰花。
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的叫法，大概开始于明朝（可能更早，还有待考证），这里的兰，指的是兰科的兰花。两千五百年前《诗经》中的兰指的是香草，是菊科泽兰属的草本植物。自古至今，兰都是君子的隐喻，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兰虽有幽香，梅有孤高自傲和孤身前往的冷冽气质，兰骨子里和梅一样，但兰的气质是中正平和的，温润，情投意合。
不管是泽兰还是兰花，都是喜水的植物，兰生水边，因此便一定对德性有自己独特植物的要求。屈原在离骚里说“纫秋兰以为佩”，在天地之间，兰有自己花开华谢的时位，诗人写兰，几乎都是将兰比作君子出处行藏的暗喻。
相传孔子作第六《猗兰操》，见“隐谷之中，香兰独茂”，感叹自己与众草为伍，难逢“王者之香”。
后汉的郦炎，作《兰》诗：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秋兰荣何晚，眼霜悴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黯然神伤的是兰花生不在时，兰花开不当位。政治的艰险，社会的复杂，道德的难立，却还要在这样时位错乱的艰难环境里，保持兰花（君子之志）的盛开，这不能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忧伤（说中国是诗国，诗的诞生，便是与忧伤共舞）。
古诗十九首以兰说妇女易逝的青春诗人第六十：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首先是将蕙兰当做女子的自比，虽然说这是一个妙龄女子的自比，诗中忧伤，透着幽幽风情，正是妙龄女子风流烂漫的韶华，蕙兰的盛开随风摇曳，天下的男子啊 ，谁是闻到这盛开兰花幽香的人？
李白说兰花，另有风致。《赠友人》诗：
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夙被霜露欺，红荣已先老。
谬接瑶华枝，结根君王池。顾无馨香美，叨沐清风吹。余芳若可佩，卒岁常相随。
对这首诗有不少猜测，一种猜测说，这首诗里藏有李白隐晦供述自己的身世，李白可能是玄武门事变中受难者的遗族，他的先人出奔国外，尔后归来。诗人借着咏兰，道出自己的心事。
兰在诗中，基本都是一种在野者身份的隐喻。是抱着幽贞志节的君子，一朝进入社会的大河洪流，幽静深邃的情趣逐渐被嘈杂的名利和喧闹的日常打破了，这是兰质之人内心常有的惋惜。中国诗人大多心向田园，想着退隐山林，这也是内心与现实，幽兰与庭草交织的一份矛盾的最终取舍，是从于心志，还是屈服于欲念？
岑安卿在人眼《栲栳山人集》中作《盆兰》：
猗猗紫兰花，素秉植物岩穴趣。移栽碧盆中，似为香所误中国。
吐舌终不言，畏此尘垢污。岂无高节士，幽深共情愫。俛（fu）手若有思，清风飒庭户。
兰对时与位的要求其实更高，梅要傲雪盛放，本质必然更为锐利，兰处深谷，更内敛安神，形似柔和，内在涵养却无比强大。兰如同穴居隐士，空谷佳人第六十。
黄永武认为，兰能身居四君子之列，香的评分占了重要优胜点。岁寒三友中，竹有节少花，梅有花少叶，松有叶少香。人们赏竹花、梅叶、松香，而兰则兼具花叶香的长处。
宋朝末年的郑所南，以画兰出名，他画的兰都不画土地和兰根，别人询问原因，他说：“土地被外族夺去了，你还不知道吗？”这失根的兰花，更成了一个民族文化根性的代言。
明末的林子野，效郑所南，画竹子无根，题诗《为鄢德都画竹》：
所南之兰无土，耻斋之竹无根。想见百千年后，荧荧纸上血痕。
这是有关“失根之兰”和“无根之竹”的典故。
中国的文化能够绵延而不断绝，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有像佩兰独行的屈原、郑所南、林子野这样抱着坚贞之志的愁人。兰之本性在他们心上放大、凝练、升华，兰既成了承载文化之本的君子的象征，同时也成了接续文明断点的“幽人”、“遗民”的象征。
幽是中国兰的空间格调，清嘉庆进士魏周琬作诗：“种花当种兰，爱香兼爱幽。”时间的尺度即文明，中华文明的滋味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颇为奇妙，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中国这个问题，读到这里，到觉得，中华文明的滋味与兰香的滋味应该是吻合的。
3. 竹
竹引人植物遐思还在于它的个性。
常说竹有节，这个节在人格上总对应着气节。
竹子的节是什么样子？刚劲，便称为劲节，但这个刚劲并不只是刚猛，还富有弹性，内敛与外放是自如的。古人说，“绿竹可斧而不可折其节”，这就是劲节，这就是高风亮节的一层内涵。古代君子称竹为“节友”（梅称为清友，菊称为逸友，兰称为逸友）。看竹、听竹、种竹、画竹正是士人的雅事。苏东坡说“无竹使人俗”，宋之问说“何可一日无此君”的意思，正在这里。
一节竹子是中空的，这就好像学习的姿态，退后一步，保持虔敬的态度，吸收天地万物有益于身心的精华以强健自身，竹子的中空，隐喻了一个人虚心的姿态，大到一个文明，也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因为有这样的虚心，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个富有好奇心的文明。
竹子的空心，不但是虚心，那空白就像一扇天窗，能令整间斗室光明。君子效法竹子的虚心，正是深入体会生命的内层，或者不能太实用，完全物欲的人生会不知不觉阻隔和天地万物的交流，阻隔易生腐朽，生机的滋养也就不在了。
竹的姿态挺直，有着一种潇洒脱俗的姿态。常说，一个人身如修竹，意思是他由内而外，心中的信念，身体的姿态，身心如一，彰显着一种与天地和谐一体的风度魅力。这是竹吸引中国文人重要的一点。
很奇妙的是，传说竹茎可以化龙，竹实可以召凤。在这样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里，竹不再闲谈是静态的，而是生龙活现，与天地动和情致变发生着神奇的共鸣。
梁代的世界梁孝先作《竹》：
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
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
这里所说的龙吟，不仅在赞颂长笛发出的笛声，更是在赞颂气节之吐纳在心中形成的辉煌宏大的气象。山间笛声，不止清幽，更有灵魂的孤高与坚贞，高阔与灵动。
化龙成为诗人自爱的象征，“召凤”则成为为人所爱的象征。
唐太宗作《赋得临池竹》：
拂牖分龙影，临池待凤翔。
明代的杨荣，在《明诗选最》卷八的《题竹》：
不知昨夜蛟龙起，化作潇湘一片秋。
南唐的孙岘作《赋竹》，近于素描：
万物中潇洒，修篁独逸群。贞姿曾冒雪，高节欲凌云。
《明诗选最》选明太祖朱元璋所作《咏雪竹》，对于写竹来说第六，也算是不错的一幅小素描：
雪压竹枝底，虽低不着泥。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霜雪压竹枝，但阻止不了竹直上青云的意志。竹子生命内在的韧劲，正应和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姿态。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那么多忍辱负重的人物，才能坚韧不拔，最终获得超然的智慧和功业。
竹是如此清新脱俗，它才会成为中国园林屋舍中最常栽种的植物。竹性并不远避世俗，这是它与梅和兰不同的地方。也没有清高的姿态。它顺从天性，修直自身，却也自安而然和日常生活相伴随。
卢照邻作《临阶竹》：
卿将议凤质，暂与俗人谐。
雅者要心比凌云，贪婪者要节节高升，庸常之人要日报平安。竹性的深入无处不在。
赋竹诗中，杜甫的《苦竹》异军突起，别有一份天地：
味苦夏虫避，丛卑诗人春鸟疑。
竹的多重性格，也隐见中国文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4. 菊
菊科植物是双子叶植物的第一大科，有一千多个属，三万种左右。梅兰竹菊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说的是秋菊，也叫黄菊或帝女花，是人工栽培的园艺品种，种类有上千种之多。陶渊明《饮酒 其五》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见菊花栽培和文人精神之间的关系。
【中国栽培菊花的历史非常久远，最早记载见于《周官》、《埠雅》。《礼记•月令篇》：“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说明菊花是秋月开花，当时栽培的菊花可能都是野生种，花瓣黄色。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中都有菊花的记载。《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说明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不解之缘。秦朝的首都咸阳，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可见当时栽培菊花之盛。
汉朝《神农本草经》记载：“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京杂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当时帝宫后妃皆称之为“长寿酒”，把它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这种习俗一直流行到三国时代。“蜀人多种菊，以苗可入莱，花可入药，园圃悉植之，郊野火采野菊供药肆”。从这些记载看来，中国栽培菊花最初是以食用和药用为目的的。
南北朝的陶弘景（452-536年）将菊花分为“真菊”和“苦薏”两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为真菊；青紫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中国食者名苦薏，非真菊也。这对菊花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唐朝（618-907年）菊花的栽培已很普遍，栽培技术也进一步提高，采用嫁接法繁殖菊花；并且出现了紫色和白色的品种。如李商隐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治黄”。白居易诗：“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等就是明证。这时，菊花从中国传到日本，得到日本人民的赞赏。之后他们将菊花与日本若干野菊进行杂交，而形成了日本栽培菊系统。
宋朝栽培菊花更盛，随着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菊花品种也大量增加，这是从药用而转为园林观赏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的菊谱，对所栽的品种即以花色归类，并对花形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刘蒙的《菊谱》（1104年）是最早记载观赏菊花的一本专著，记有菊花品种26个。范成大菊谱（1018）记载有35个品种，其中的“合蝉”、“红二色”是管瓣出现的最早记载。其后，花色又出现了绿色的“绿芙蓉”和黑色的“墨菊”。在栽培上对菊花的整形摘心、养护管理和利用种子繁殖获得新品种等都有了进一步的经验。《致富广集五记》记载：“临安园子，每至重九，各出奇花比胜，谓之开菊会”。《杭州府志》中记载：“临安有花市，菊花时制为花塔”。可见南宋时的首都临安有了花市、花会。流传至今的菊花会是在南宋时杭州开始的。宋未史铸的《百菊集谱》记载有131个菊花品种。
明朝栽菊技术又进一步提高，菊花品种又有所增加，菊谱也多了起来。如黄省曾、马伯州、周履臣、高濂、乐休园等人都著，有《菊话》。在黄省曾的《菊谱》中记载了220个菊花品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80年）和王象晋的《群芳谱》（1630年）对菊花都有较多记载。《群芳谱》对菊花品种作了综合性研究，记有黄色92个品种，白色73个品种，紫色32个品种，红色35个品种，粉红22个品种，异品17个品种，共6类、271个品种；至少有16种花型。
清朝的菊花专著更多，有陈昊子《花镜》、刘灏《广群芳谱》、许兆熊《东篱中正》、陆延灿《艺菊志》、闽延楷《养菊法》、徐京《艺菊简易》、颜禄《艺菊须知》、计楠《菊说》、陈谋善《艺菊琐言》、吴仪一《徐园秋花谱》等等。《花镜》一书记载当时菊花有黄色的54种，白色的32种，红色的41种，紫色27种，共计154个品种。计楠的《菊说》载有菊花品种233个，其中新培育的品种有100多个，并提出了菊花育种的方法。清朝菊花品种日益增多，在乾隆年间还有人向清帝献各色奇菊，乾隆曾召集当时花卉画家邹一注进宫作画，并装订成册。在文人中画菊题诗，也蔚然成风。中国菊花传入欧洲，约在明未清初开始，1688年荷兰商人从中国引种菊花到欧洲栽培，1689年荷兰作家白里尼曾有《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一书。18世纪中叶，法国路易•比尔塔又将中国的大花菊花品种带到法国。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福穷（Fortune）曾先后在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和日本引入菊种，并进行杂交育种，而形成英国菊花各色类型。不久，又由英国传至美国。从此，这一名花遍植于世界各地。中国的栽培菊花也就成为今天西洋菊花的重要亲本。
民国以来，菊花品种大批失散，已无正式文献可查。解放后，随着园艺事业的发展，菊花也经历了曲折历程而日益发展壮大。菊花的栽培历史，是中国花卉园艺发展的一部分。近年来，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栽培技术，采用杂交育种、辐射诱变、组织培养等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菊花的生产质量，并使品种数量剧增，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达7000个品种以上。大立菊一株可开花5000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的发展。】
（方世界括号内内容为摘录）
诗人眼中的菊，面对恬静秋光，不趋炎附势，具有幽人隐逸的标格，偏在万物萧杀的霜降时分怒放盛开，决然没有一丝苟活偷安的念头。诗人赋予秋菊恬退又进取的性格，这性格的二重性，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共同塑造了菊的灵魂。
晋人袁山松作《菊》：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
不染色是菊“恬退”的隐士性格，不改条诗菊迎着萧杀霜雪依然怒放的受难者的烈士性格。中国诗人对菊花的喜欢，就在于它兼而有之的这二重性里。儒家的格局，道家的通透，都能在菊的身上得到体现。穷则冰清玉洁的“处士”性格，富则兼济天下的“国士”性格，正在菊花身上得到体现。
试看中国人心目中的巨人，从孔子开始，既有奔走列国，“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忱，又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叹息。如范蠡，扮演完“受难者”的角色，然后去做五湖烟树中的隐士；如诸葛亮，过不成高卧隆中的隐士生活，就做鞠躬尽瘁的受难者；像谢安，为了天下苍生出来受难，终忘不了内心向往的闲适心境；杜甫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也有隐退的志愿，可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终不肯放弃自比社稷的志愿。就是和菊花关系至深的陶渊明，也是走完了一段从受难者到隐士的心路历程，以陶渊明早年情感的热烈，与晚年的恬淡相对照，正可以用菊花去象征他。
菊花之所以会列入四君子，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明人孔泗渔的诗中说：“不有平生陶靖节，世人都作野花看。”
字陶渊明之后，诗人受了心理上同化作用的影响，爱菊花同时便爱陶潜的生活。
菊花常做隐士心愿的化身，忍饥耐寒，成了隐士分内的事。明人曾异对一株深冬的菊花说：“凡事甘迟暮，风霜便损威。”菊的那种“淡而能久”的性情便更像是淡薄的隐士的心声。
但植物菊的世界并非只有一个维度。清人张佩训作《咏菊》：
老圃荣华真宰相，甘泉服饮古神仙。
入世可以是一位朴实可信的承担者，老圃一样的容貌，却又宰相一样的真才。出世可以是一位餐菊饮露的神仙，菊潭芳洁，杯觞延年。张氏还说：“菊抱九仙骨，披一品衣，古称花之隐逸，终非定评。”
冽冽风霜中，万木枯僵，维菊荣光独灿，照亮藩篱。这一丛秋天的金精寒香，正是风折霜摧下百炼而成的。“一点秋金百炼钢”，写尽菊的写照。好男儿不仅有接受苦难的勇气，还须在苦难的锻炼中抖擞精神，完成自我。
关于菊，唐代末年，打破京都，杀人百万的黄巢写过一首《不第后赋菊》，气势是如此激烈：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菊花的气势如此不凡，它不与万木争春，却披着金甲，和萧杀雪意酷烈西风激战。善用菊的气骨者，成王，不善用菊的气骨者便只能是一个草寇了。
2020/6/30晚草成于甘肃中的秦安
